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杨绛:百岁老人“人生边上”的思考

发布日期:2016年05月26日   文章来源:中国网   作者:

  杨绛80岁寿诞时苗地为其画像,夏衍题词:“无官无位,活得自在,有才有识,独铸伟词。”

  我们仨——杨绛、钱瑗、钱锺书

  2011年1月25日下午,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来到杨绛家中,送上插满鲜花的花篮,给即将迎来百岁华诞的杨绛拜年,并祝她健康长寿。贾庆林深情地说,杨先生涉猎的领域非常广泛,在创作、翻译、评论、剧作等领域都倾注了心血,卓有建树,影响深远。“您崇高的精神境界、淡泊谦逊的人生态度、孜孜不倦的学术追求,我们感到由衷地敬佩。”

  博学、魅力、恬淡、低调……这几个词汇都可用于描述杨绛和钱锺书伉俪的公众印象。

  钱锺书在世的时候,几乎不见媒体记者,报刊和电视难见宣传他的踪影,甚至所谓的一些学术活动都不参加。钱锺书去世后,杨绛也如出一辙,只忙她分内的事,坚守她和钱锺书的文字世界。杨绛曾对记者说:“不见记者倒不是对媒体有偏见,主要是怕写我们,破坏我们的安静。”“我其实很羡慕做一个记者,假如我做记者我就做一个像《焦点访谈》那样的跟踪记者,或者战地记者,有一定危险性和挑战性。但是,我不愿做追逐名人的记者,访什么名人呀!”

  然而,就是这位淡泊处世的老者,她的作品曾被邓小平作为国礼送给西班牙国王。

  一代才女已成为世纪佳话,她在“人生边上”的思考闪耀着人生智慧……

  与钱锺书的相逢 “缘起一面”

  杨绛祖籍江苏无锡,1911年7月17日出生在北京一位开明的知识分子家中,未满百日,便随父母南下,移居上海。少年时代,杨绛在上海读书。杨绛从小就学习好,但最淘气顽皮,曾因为上课说话被罚站示众,却因不服两人说话只罚一人而大哭到下课。

  在苏州东吴大学求学时,杨绛是班上的“笔杆子”,中英文俱佳。身为大家闺秀又是才女,杨绛却全然未脱孩子般的淘气。在东吴大学时,除了戏曲、歌咏、器乐演出外,她还很得意自己善于“削水片”,“一片薄砖或瓦片抛出去能在水面上跳十几跳”。

  1932年初,东吴大学因学潮停课,开学无期。杨绛东吴大学政治学系毕业在即,不能坐等,就想到燕京大学借读,借读手续由她的同学孙令衔请费孝通帮忙办理。2月下旬,杨绛等5人北上。路上走了3天,到北平已是2月27日晚上。他们发现火车站上有个人探头探脑,原来是费孝通,他已是第3次来接站,前两次都扑空。入学考试结束后,杨绛便急着到清华大学去看望老朋友,同伴孙令衔也要去清华看望表兄。这位表兄不是别人,正是钱锺书。

  杨绛初见钱锺书,只见他身着青布大褂,脚踏毛底布鞋,戴一副老式眼镜,浑身儒雅气质,“蔚然而深秀”。而杨绛更有一番神韵。她个头不高,但面容白皙清秀,身材窈窕,性格温婉和蔼,人又聪明大方。匆匆一见,甚至没说一句话,彼此竟相互难忘。

  然而,孙令衔莫名其妙地告诉钱锺书,说杨季康(杨绛原名)有男朋友,又跟杨绛说,他表兄已订婚。钱锺书写信给杨绛,约她相会。见面后,钱锺书开口第一句话就是:“我没有订婚。”杨绛说:“我也没有男朋友。”从此他们开始了书信往来。

  一天,费孝通来清华大学找杨绛“吵架”。费孝通认为他更有资格做杨绛的男朋友,因为他们已做了多年的朋友。费孝通此前曾问杨绛:“我们做个朋友可以吗?”杨绛说:“朋友,可以。但朋友是目的,不是过渡;换句话说,你不是我的男朋友,我不是你的女朋友。”这回,杨绛的态度还是没变:“若要照你现在的说法,我们不妨绝交。”费孝通很失望也很无奈,只得接受现实,仍跟杨绛做普通朋友。

  1979年4月,中国社会科学院代表团访问美国,钱锺书和费孝通作为代表团成员,不仅一路同行,旅馆住宿也被安排在同一套间,两人关系处得不错。钱锺书想想好笑,淘气地借《围城》里赵辛楣曾对方鸿渐说的话,跟费孝通开玩笑:“我们是‘同情人’(指爱上同一个人)。”

  1935年,杨绛与钱锺书结婚。在别人印象中“书呆子”气十足的钱锺书,在生活上对杨绛却是嘘寒问暖、关怀备至。随后,夫妻俩游学于英、法。

  住“牛棚”的“模范夫妻”

  1966年 “文革”爆发,杨绛在外国文学研究所作为“反动学术权威”被“揪出来”。从此开始了受污辱、受践踏、挨批、挨斗的日子。造反派给她剃了“阴阳头”,派她在宿舍院内扫院子,在外文所内打扫厕所,住“牛棚”。余下的时间作检讨、写认罪书等等。3天后,钱锺书也被打成“牛鬼蛇神”。

  1969年11月,钱锺书被下放到信阳地区罗山县。次年7月,杨绛也被下放到那里,被分配在菜园干活。菜园距离钱锺书的宿舍不过10多分钟的路。当时,钱锺书负责看守工具,杨绛的班长常派她去借工具,于是,“同伴都笑嘻嘻地看我兴冲冲走去走回,借了又还”。后来,钱锺书改任专职通讯员,每次收取报纸信件都要经过这片菜园,夫妇俩经常可以在菜园相会。“这样,我们老夫妇就经常可在菜园相会,远胜于旧小说、戏剧里后花园私相约会的情人了。”杨绛陪钱锺书走一段路,再赶回去守菜园,“目送他的背影渐远渐小,渐渐消失”。传统戏曲中的才子佳人相会后花园,在这里有了新的演绎。他们在风和日丽时,就同在渠岸上坐一会儿,晒晒太阳;有时站着说几句话就走。钱锺书平日三言两语,断续写就的信,就在这时亲自交给杨绛。鱼雁往来,给他们生活增加了慰藉。

  “文革”结束后,杨绛和钱锺书获得了自由,终于又回到了阔别已久的家中。浪费了整整10年的光阴,他们决定整天闭门自守,什么地方也不去了,终日沉溺于自己的学问事业。即便在动荡的年月,杨绛也没有放弃学术研究,通晓英、法两国语言的杨绛,近60岁时,从零开始学习西班牙语,并翻译了《堂·吉诃德》。1978年杨绛翻译的《堂·吉诃德》中译本出版时,正好西班牙国王访问中国,邓小平把它作为礼物送给了西班牙国王。后来,西班牙国王授予杨绛“智慧国王阿方索十世勋章”,以表彰她为西班牙文学在中国的传播做出的杰出贡献。她的译本至今都被公认为佳作,已累计发行近百万册,是该书译本当中发行数最多的。

  以羸弱的身躯挺立着“打扫现场”

  也许在很多人看来,与钱、杨二先生相比,作为女儿的钱瑗实在是太普通了:一个普普通通的教师,一个在生活中辛苦奔波的赶路者,一个被父母视如掌上明珠却难逃命运劫数的女儿。直到杨绛的《我们仨》面世之后,他们的爱女钱瑗才始为公众所知。

  钱瑗自幼通晓英文,后在北京师范大学学了俄文。她的外语才能精湛,她的学识渊博,她的目光敏锐坚定,在大学任教时勇于创新,开创了“实用外语文体学”。钱瑗作为一个大学教师,无论是在教学领域还是科研著述上,她都取得了很多人无法企及的成就,也赢得了同行的各种赞誉与尊敬。在杨绛眼里,“我的生平杰作就是一个钱瑗”。

  钱瑗是肺癌转脊椎癌,1996年初住院已是癌症末期。入住医院以后,钱瑗已非常衰弱,可能预感来日无多,尽管忍受着疾病和治疗的折磨,还想利用她躺在床上无所事事的时间,把过去和爸爸妈妈一起生活的点点滴滴,写下留为纪念。1996年11月3日,医院报病危,杨绛方知实情,忙劝女儿“养病要紧,勿劳神”。钱瑗无奈只好停笔,结果停笔后的第5天就去世了……她想写的《我们仨》就只得由母亲杨绛来完成了。

  独生女儿钱瑗的病逝,对杨绛的打击几乎是致命的。白发人送黑发人该是何等的痛苦!女儿离世时,钱锺书正卧病医院,杨绛怕他受不了如此沉重的打击,暂时还没敢把女儿去世的噩耗告诉他,独自承担了一切悲哀。

  还没有从丧女的悲哀中解脱,翌年12月19日,相伴了60多载的丈夫钱锺书又离她而去。遵循钱锺书遗嘱,后事一切从简,不设灵堂,不举行告别仪式,恳辞花篮花圈,也不留骨灰。杨绛一直陪送钱锺书的遗体到焚化炉前,久久不肯离去,难舍难分。

  这个家庭曾经是那么和谐温馨,两年间失去了两个至亲之人,只留下88岁高龄的杨绛孑然一身。这个打击是致命的,是痛彻心肺的,不是一般人能挺过来的。她整个人像被抽空了一样,可是她却没有躺倒,杨绛以她那羸弱的身躯挺过来了。这让杨绛对生、老、病、死有了透彻的领悟,希望自己能够“死者如生,生者无愧”(钱锺书语)。家里的一切都保持女儿和丈夫在世时的旧样。

  晚年,杨绛开始“打扫现场”,以惊人的毅力整理钱锺书的手稿书信,钱锺书的手稿多达7万余页,涉猎题材之广、数量之大、内容之丰富,令人叹为观止。手稿多年随着主人颠沛流转,从国外到国内,由上海至北京,下过干校,住过办公室,历经磨难,伤痕累累。纸张大多发黄变脆,有的已模糊破损、字迹难辨。重重叠叠,整理起来十分辛苦。杨绛说:“他摆得一摊一摊的,他的乱虽然乱,但他自己知道什么东西放在哪儿,一拿就有。等到我来弄,就不知道了。有的东西拼得对上了,有的对不上,这样接起来费了不少时间。”亏得杨绛耐心细心,一张张轻轻揭下,抹平,粘补缺损,分类装订,认真编校、订正……

  2003年,《钱锺书手稿集》(影印本,40卷)能及时与读者见面,杨绛功不可没。几年来,杨绛以全家3人的名义将高达数百万元的稿费和版税全部捐赠给母校清华大学,设立“好读书”奖学金。

  “走在人生边上”的长寿智者

  杨绛一直非常低调,不太喜欢过生日。已是期颐之年,杨绛仍然笔耕不辍,每天伏案工作,翻译和创作了大量作品。显然,坚持锻炼是老人长寿的一大要诀。杨绛习惯早上散步、做体操,慢慢做各种动作,时常徘徊树下,低吟浅咏,流连忘返,呼吸清爽怡人的新鲜空气。高龄后,以前坚持的户外散步改为每天在家里慢走7000步,弯腰还能手碰到地面,腿脚也很灵活。此外,她独特、深刻而又丰富的精神境界里,或许蕴含着独到的长寿经验。上苍不会让所有幸福集中到某一个人身上——得到了爱情未必拥有金钱;拥有金钱未必得到快乐;得到快乐未必拥有健康;拥有健康未必一切都会如愿以偿。保持知足常乐的心态,才是淬炼心智、净化心灵的最佳途径。这一点,宁静淡泊的杨绛做到了。她认为一切快乐的享受都属于精神的,这种快乐把忍受变为享受,是精神对于物质的大胜利。这便是她的人生哲学与养生哲学。

  “简朴的生活、高贵的灵魂是人生的至高境界。”这是杨绛非常喜欢的名言。在许多朋友眼里,杨绛生活异常俭朴、为人低调。她的寓所,没有进行过任何装修,水泥地面,非常过时的柜子、桌子,老旧的样式,始终安之若素,室内没有昂贵的摆设,房间里只是浓浓的书卷气。杨绛说:“我家没有书房,只有一间起居室兼工作室,也充客厅,但每间屋子里有书柜,有书桌,所以随处都是书房。”杨绛总是说,我这样已经很好了,这是我们自己的一种生存方式。一些淡雅的花草,散摆在案头和阳台,给她带来一些春的气息。

  杨绛不承认自己是文学家、剧作家或者翻译家,只认为自己干了一些本职工作。其实老人可谓著作等身,有剧本《称心如意》、《弄真成假》、《风絮》;小说有《倒影集》、《洗澡》;论集有《春泥集》、《关于小说》;译作有《小癞子》、《吉尔·布拉斯》、《堂·吉诃德》、《斐多》……即使年过九旬,杨绛也为世人呈献了闪耀着她人生智慧的《我们仨》和《走到人生边上》。然而,杨绛笑言自己“一事无成”。

  如果说杨绛先前的作品关照的是世事,是社会,那她晚年的作品则是在关照自己。2007年,杨绛出版了散文集《走到人生边上》。每个人迟早都要面对死亡,无论是佛教、道教还是基督教,对于死亡都有一套自己的解释系统。《走到人生边上》可以看作是杨绛对于生死以及人的本性、灵魂等哲学命题的一次终极思考。

  有一年杨绛的新著出版,出版社有意请她“出山”,召开作品研讨会。对此,杨绛坦陈:“我把稿子交出去了,剩下怎么卖书的事情,就不是我该管的了。而且我只是一滴清水,不是肥皂水,不能吹泡泡,所以开不开研讨会——其实应该叫做检讨会,也不是我的事情。读过我书的人都可以提意见的。”她谢绝出席研讨会。

  即便是中国社科院主办的纪念钱锺书诞辰100周年的学术研讨会,杨绛也没有出席,为的是恪守她与钱锺书的诺言,“钱锺书生前跟我说,自己去了以后,不要搞任何形式的纪念会。”一次,江苏无锡市的领导代表家乡人民到北京看望杨绛,并提出出于对文化保护与建设的需要,想修复钱锺书故居、杨绛家的老宅,目的并不在于简单地修复房子,而是希望能从这些名人所创造的精神财富中汲取养分。杨绛一听,连连表示,“我们不赞成搞纪念馆”。

  如今,闭门谢客的杨绛过着一个普通老人的生活,耳朵有些背,视力也下降了。她曾对记者说:“最大的问题就是打扰特别多,尤其是电话太多,我真担心自己的时间是不是就这样被消耗掉。你能不能代我转达给那些想来采访或看望我的朋友们,杨绛谢谢他们的关心,但千万不要过来看我。你想,即使大家来了,就算同我聊了一天,又能怎么样?我们也不可能只凭这一天交谈就成了朋友吧,还是请大家给我留些时间吧,那样我写些文章出来,大家看到后就权当写给大家的一封信吧。 ”

  

【责任编辑:安静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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