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古代驿站

发布日期:2016年08月31日   文章来源:百度   作者:

  驿站是古代供传递宫府文书和军事情报的人或来往官员途中食宿,换马的场所。我国是世界上最早建立组织传递信息的国家之一,邮驿历史虽长达3000多年,但留存的遗址、文物并不多。邮票上的两处驿站遗址,均属明代。孟城驿是一处水马驿站,在江苏高邮古城南门外。鸡鸣山驿在河北怀来,是我国仅存的一座较完整的驿城。

  驿站的历史发展

  中国古代公文传递靠的是驿站, 驿站是古代供传递官府文书和军事情报的人或来往官员途中食宿,换马的场所。

  鸡鸣驿,中国目前现存唯一格局 完整的古代驿站遗迹

  驿站分驿、站、铺三部分。驿站是官府接待宾客和安排官府物资的运输组织。站是传递重要文书和军事情报的组织,为军事系统所专用。铺由地方厅、州、县政府领导,负责公文、信函的传递。递铺用以传递公文。凡州县往来公文,都由递铺传送。

  物流始终伴随着人类的历史由古至今,谈到古代的物流不免要提及到驿站。驿站简单讲是古代接待传递公文的差役和来访官员途中休息、换马的处所,以后功能逐步有所扩展,最后被新生事物取代。辽宁地区出现文字记载的驿站是在唐朝。宋代人著的《五经总要》中曾提到过唐代的营州道上所设的驿站:“因受(今朝阳市)东百八十里,九递至燕郡城(今义县),自燕郡城东行,经汝罗守捉(今北镇),渡辽河十七驿至安东都护府(今辽阳市)约五百里”。这里所说的九递十七驿虽无具体站名,但可以知道唐代驿站的设置已经达到了辽东。到了辽代,中京大定府至东京辽阳府之间设置了驿站,有十四处驿馆。到金代时,则在上京会宁府至燕京之间,沿辽西傍海道设置了驿站。为了适应军事需要,加强通信联络,金效仿宋王朝在辽宁地区建有的递铺。递铺一般建在有驻军的主要交通线附近,好像一个方形的小堡,四角插着黑旗。铺与铺之间的距离一般在十里左右,每部有四人,管理非常严密,具有军事性质。这时的递铺和驿站归朝廷统属兵部领导。驿站按照朝廷所规定的标准供应给过往官员的食宿和车马。

  到了元王朝,由于疆域辽阔,发展交通,强化了驿站制度,这也成为它巩固政权的重要手段,这时驿站也叫“站赤”,实际“站赤”是蒙古语驿站的译音。

  到了明代除开通沈阳至旅顺的驿站外,在其它干线道路上均设置了驿站。这与元代只在两条大干线上设驿站是不同的。在明代还设立了递运所,这些独立与驿站,专门从事货物运输的组织,其主要任务是预付国家的军需、贡赋和赏赐之物。由各地卫所管理。递运所开始设于洪武元年(公元1376年),它的设置,是明代运输的一大进步,使货物运输有了专门的组织。明代陆路运输,基本上是采取定点和接力的方法。因此,递运所除担负驻地指定运输路线的任务外,还要做好海、河运输的集散工作。

  清顺治帝入关后,建都于北京,称原来的都城盛京为留都。盛京在全国仍然具有十分特殊的地位。盛京驿站也与其他省不同。驿站分驿、站、铺三部分。驿站是官府接待宾客和安排官府物资的运输组织。站是传递重要文书和军事情报的组织,为军事系统所专用。铺由地方厅、州、县政府领导,负责公文、信函的传递。盛京驿站基本上是沿袭明代驿站设置,不受行政区划的限制,而是根据交通状况而定。铺递用以传递公文。凡州县往来公文,都由铺递传送。盛京的铺递遍布全区。

  驿站使用的凭证是勘合和火牌。凡需要向驿站要车、马、人夫运送公文和物品都要看“邮符”,官府使用时凭勘合;兵部使用时凭火牌。使用“邮符”有极为严格的规定。对过境有特定任务的,派兵保护。马递公文,都加兵部火票,令沿途各驿站的接递如果要从外到达京城或者外部之间相互传递的,就要填写连排单。公文限“马上飞递”的需要日行三百里。紧急公文则标明四百里、或者五百里、六百里字样,按要求时限送到。但不得滥填这种字样。驿站管理至清代已臻于完善,并且管理极严,违反规定,均要治罪。到了清代末期由于有文报局的设立开始与驿站相辅而行,继而废除了驿站,同时有文报局专司其事,以后又设邮政,而文报局也逐渐废止。  

  驿站的运行

  驿使(甘肃嘉峪关魏晋墓砖画)

  邮驿分陆驿,水驿和水陆兼并的共三种,各驿站都设有驿舍,驿丁,驿马,驿驴,驿船及驿田等。驿站使用的凭证是勘合和火牌。凡需要向驿站要车、马、人夫运送公文和物品都要看“邮符”,官府使用时凭勘合;兵部使用时凭火牌。使用“邮符”有极为严格的规定。对过境有特定任务的,派兵保护。马递公文,都加兵部火票,令沿途各驿站的接递如果要从外到达京城或者外部之间相互传递的,都要填写连排单。

  驿站驿长和驿卒都负有责任,各朝在法律中都有明文规定,稍有差错,便要受到严厉的处置。唐朝规定,驿长负有的职责中必须每年呈报驿马的死损肥瘠,以及经费支出等帐目明细表。对驿卒他们的身份低下,但是最重要的邮递人员,不论烈日,寒风,大雨,冰雪都身背公文袋,日日夜夜奔跑在驿道上。规定抵驿必须换马更行,若不换马则“杖八十”。唐朝还规定,凡文书在途中耽误行期,晚到一天杖八十,两天加倍,最重可处徒刑两年。若耽误是重要军事文书,则罪加三等,如因文书耽误而导致军事上严重后果者,判处绞刑。

  一般来说盗贼是不敢抢劫偷盗驿卒他的重要文件,以免遭受官方剿杀。但交战的敌方往往会派间谍途中拦截情报,所以常采取派兵保护或变化传递途径等各种措施。

  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,当时邮驿的速度与数量与今天无法相比,但就其组织的严密程度,运输信息系统的覆盖水平来说并不亚于现代通讯运输。可以说那时的成就也是我们现代文明的基础的一部分。驿站与当今的邮政系统、高速公路的服务区、货物中转站、物流中心等等,砝有异曲同工之美。  

  历史地位

  驿站在我国古代运输中有着重要的地位和作用,在通讯手段十分原始的情况下,驿站担负着各种政治、经济、文化、军事等方面的信息传递任务,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物流信息的一部分,也是一种特定的网络传递与网络运输。我国古代驿站各朝代虽形式有别,名称有异,但是组织严密,等级分明,手续完备是相近的。封建君主是依靠这些驿站维持着信息采集、指令发布与反馈,以达到封建统治控制目标的实现。由于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,科学技术发展的水平局限,其速度与数量与今无法相比,但就其组织的严密程度,运输信息系统的覆盖水平也不亚于现代通讯运输。可以说那时的成就也是我们现代文明的基础的一部分。  

  秦朝的驿站的建立

  古代驿站邮票-孟城驿

  秦王朝是我国统一的封建中央集权时代的开始。秦始皇所制定的统一文字、度量衡、车轨、道路等制度,对我国后代有深远影响。

  在开创统一的邮驿制度方面,秦朝也有不世之功。

  虽然秦王朝仅仅存在15 年,但以惊人的努力完成了全国范围的交通和通信网络。驰道是秦朝道路网的主干。它以首都咸阳为中心,“东穷燕齐,南极吴楚,江湖之上,滨海之观毕至 ”(《汉书·贾山传》)。秦朝驰道十分壮观:“道广五十步,三丈而树,厚筑其外,隐以金锥,树以青松”。一步为5 尺,50 步合今25 丈(约80 米),10 米左右就栽一棵青松。一路绿影婆娑,十分美观。这样的大道遍布全国。另有一条专为抵御北方匈奴的“直道”,从咸阳北的云阳开始,途经黄河,直抵今包头市的秦九原郡。这是由名将蒙恬指挥修筑的,全长1800 余里。此外,在南方还修了到两广和西南的“新道”。这样,就在全国形成一个纵横交错的交通网。

  这些大道,路平道宽,沿路驿站、离宫、馆舍和军事设施遍布。考古工作者近年曾在陕西旬邑县子午岭发现一处秦朝直道建筑遗址,是一座约40 亩左右的大平台。专家们认为这可能是当时既作防卫又作信息传递站的驿站。有的专家则戏称为“一号兵站”。

  秦朝修筑的大道至今也还有遗迹可寻。考古学家在直道遗址进行了勘测,测出当年直道最宽处为50 米,转弯处更宽到60 米。路基全是夯打结实的坚硬层面。据历史记载,当年秦始皇曾出动大小华贵车辆80 余辆,官员兵丁1000 余人,在此大道上浩浩荡荡前进,足见路面的宽阔平坦。

  秦朝的邮驿统一了称呼。春秋战国时期,各国对邮驿通信的称呼都不一样,秦朝把“遽”、“驲”、“置”等不同名目一概统一称呼为“邮”。从此,“邮”便成为通信系统的专有名词。在秦朝,“邮”负责长途公文书信的传递任务,近距离的另用“步传”,即派人步行送递。在邮传方式上,秦时大都采用接力传送文书的办法,沿政府规定固定的路线,由负责邮递的人员一站一站接力传达下去。  

  隋唐的主要驿道与驿站

  榆林堡古代驿站

  隋唐时期是我国封建社会的盛世,“贞观之治”和“开元之治”是我国历史上历来为史学家称颂的时期。这一时期的邮驿,也达到空前繁盛的阶段。隋唐时期邮驿事业发达的标志之一是驿的数量的增多。隋唐继续发展南北朝时的驿传合一的制度,“驿”代替了以往所有的“邮”、“亭”、“传”。驿的任务包罗万象,既负责国家公文书信的传递,又传达紧急军事情报,还兼管接送官员、怀柔少数民族、平息内乱、追捕罪犯、灾区慰抚和押送犯人等各种事务,有时还管理贡品运输和其他小件物品的运输。隋唐时期的驿遍布全国,像一面大网似地密布在全国交通大路上。据《大唐六典》记载,最盛时全国有水驿260 个,陆驿1297 个。那时,专门从事驿务的员工共有20000 多人,其中驿夫17000 人。这是一支很庞大的邮政队伍。驿夫又称驿丁。根据不同的驿站等级,驿丁的配备数目不同。《大唐六典》载,唐代最大的驿称为都亭驿,是国都所在的驿站,每驿配驿夫25 人。各道陆驿分为六等:第一等驿配驿夫20 人,二等驿配驿夫15 人,三等以下递减,最后一等第六等驿为驿夫二至三人。水驿则根据驿务繁闲,也分为三等:事繁水驿配驿夫12 人,事闲配驿夫九人,更闲水驿配备驿夫六人。有些学者据有关各种资料统计,有唐一代,全国的驿夫数实不止上述17000 人,有许多盛唐时期新增之驿,尚未统计在内,其总数合计当在25000 人以上。这和1949 年前国民党统治时期全国邮政人员总数几乎相当。这说明唐朝邮驿事业确是发达的。

  那时,交通线路畅通全国各地。著名散文家柳宗元在《馆驿使壁记》中记载,唐时以首都长安为中心,有七条重要的放射状的驿道,通往全国各地。第一条是从长安到西域的西北驿路,自长安经泾州(治所在今甘肃泾川北)、会州(治所在今甘肃靖远北)、兰州、鄯州(治所在今青海乐都)、凉州(治所在今甘肃武威)、瓜州(治所在今甘肃安西东南)、沙州(治所在今甘肃敦煌)直达安西(今库车)都护府。第二条是从长安到西南的驿路,自长安经兴元、利州(治所在今四川广元)、剑州(治所在今四川剑阁)、成都、彭州(治所在今四川彭县)、邛州(治所在今四川邛崃)直达今川藏地区。第三条是从长安至岭南的驿路,由长安经襄州(治所在今湖北襄樊)、鄂州(治所在今武汉市武昌)、洪州、吉州、虔州(治所在今江西赣州)直达广州。第四条是从长安至江浙福建的驿路,由长安经洛阳、汴州、泗州、扬州、苏州、杭州、越州(治所在今浙江绍兴)、衢州(治所在今浙江衢县)直达福建泉州。第五条是从长安到北方草原地区的驿路,自长安到同州(治所在今陕西大荔),再经河中府(治所在今山西永济)、晋州(治所在今山西临汾)、代州(治所在今山西代县)、朔州(治所在今山西朔县),直达北方单于都护府。其他两条各自长安至山东、东北地区和荆州、夔州(治所在今四川奉节县)、忠州等四川云贵地区。这些驿道,通过的驿站,在《唐书·地理志》和柳宗元的《馆驿使壁记》中都有具体的记述。可见这是唐朝驿道纵横的实际情况,丝毫没有夸张成分。在宽敞的驿路上,则是:“十里一走马,五里一扬鞭”、“一驿过一驿,驿骑如星流”。那时邮递效率非常之高,据推算,中央的政令一经发出,两个月内便可推行全国。

  除国内七条主要邮路外,唐朝对外还有若干国际性的驿道。中唐有一位地理学家贾耽,写过一篇《记四夷入贡道里》,说到唐朝的国际交往线也有七条:一为从营州入安东道,二为登州海行入高丽渤海道,三为从夏州、云中至蒙古草原道,四为入回鹘道,五为安西西域道,六为安南天竺道,七为广州通海夷道。通过这些水陆通道,可通往朝鲜、日本、中亚、印度和东南亚各国。

  因为全国空前的大统一,隋唐时期从中央发至各地和由各地送达中央的官方文书特别多。仅各州送到中央的统计材料,每年即达50 万张。《新唐书》记载,中唐著名诗人元结在道州(治所在今湖南道县)任上做刺史才不足50 天,收到的各地文书就有200 函之多。

  隋唐邮驿的发达,推动了全国经济的发展,保证了中央各种制度在全国的推行。  

  历史上第一次驿夫起义

  隋唐时期,在各种驿里服役的人,一般叫做“驿丁”、“驿夫”,或称“驿卒”、“驿隶”。从名称来看,他们的身份比较低下。前面已提到其中的一种水驿中的“水夫”生活相当艰苦,“辛苦日多乐日少”。陆路上的驿丁,也同样受到煎熬。他们在烈日之下,在寒风凛冽的冬天,在倾盆大雨之中,都毫无例外地要身背文书袋,匆匆奔驰在驿路上。敦煌有一幅晚唐时期题为《宋国夫人出行图》的壁画,就描绘了当时驿使身背布袋的形象。他们日常的任务很繁重,除途中奔跑着传递文书外,还要兼管扫洒驿庭等事。

  更难以忍受的是当时邮驿通信制度很严。在唐朝法律中把邮递过程中的种种失误的处罚,都规定得很细。稍有差错,便要受到严厉的处置。唐朝规定,驿长应负有若干责任,首先必须每年呈报驿马死损肥瘠,呈报经费支出情况。若有驿马死损,驿长负责赔偿;若私自减去驿站人员和马匹,则“杖一百”。对驿丁的处罚更严。唐朝规定,驿丁抵驿,必须换马更行,若不换马则杖八十。唐律还规定,凡在驿途中耽误行期,应遣而不遣者,杖一百;文书晚到一天杖八十,两天加倍,以此类推,最重的处徒罪二年。假如耽误的是紧急军事文书,则罪加三等。因书信延误而遭致战事失败则判处绞刑。唐律对文书丢失或误投,也有很重的处罚。《唐国史补》曾记载一个负责签发公文的员外郎的官,他处理一个从河北发配到岭南的囚犯的文书,本应向河北、岭南两处发文,因夜间疏忽,只发了岭南一地,河北未发。事发之后,这个员外郎遭到了免官的处分。泄密应受到更严厉的处分,唐律规定,泄露重大机密者处以绞刑,私拆书信杖六十至八十。

  驿丁中,大部分是被迫服劳役的百姓,也有一部分是各种犯法的囚徒。这些人本来就倍受封建制度的压迫,罚配到边远地区充当驿户。唐朝中期以后,邮驿制度开始混乱,一些贪官污吏利用驿传任意克扣驿丁的口粮,使他们的生活更为艰苦。唐武宗时候,终于爆发了肃州(治所在今甘肃酒泉)地区我国历史上第一次驿丁的起义。这次起义为首者汜国忠、张忠都是亡命的囚犯。他们从肃州一直打到沙州,一路上得到各驿户的支持。政府得不到情报或得到的是假情报,仓皇不知所措,起义军却“张皇兵威”。因为平时他们都是快马快步,“千里奔腾,三宿而至”。唐政府损兵折将,给统治者很大震动。

  

【责任编辑:安静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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