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刘震云:有吃瓜群众,证明生活中的大戏接连不断

发布日期:2017年11月13日   文章来源:凤凰文化   作者:刘震云

  编者按:刘震云出上一本小说,已经是五年前了。《我不是潘金莲》里,他讲了农村妇女李雪莲告状的故事,后来经过导演冯小刚和演员范冰冰的演绎,李雪莲还成了个特别出名的女人。

  暌违五年,刘震云推出新作《吃瓜时代的儿女们》,这一次,主要人物从一个变成了四个,四个素不相识的人,农村姑娘牛小丽,省长李安邦,县公路局长杨开拓,市环保局副局长马忠诚,四人不一个县,不一个市,也不一个省,更不是一个阶层;但他们之间,却发生了极为可笑和生死攸关的联系。八竿子打不着的事,穿越大半个中国打着了。

  但刘震云说了,故事的主角并不是这显见的四个人,主角是谁呢?是全程没出场的吃瓜群众。古人讲“眼看它起高楼,眼看它宴宾客,眼看它楼塌了”,现在我们讲“吃瓜”,不管戏台子本身在不在,有吃瓜群众就证明眼前的大戏接连不断。

  关于文学,刘震云也有自己的逻辑。大家都说文学是对生活的反映,如果是这样,我们看生活就可以了,为什么还要看文学?一定是因为文学里有比生活中多的东西。《我不是潘金莲》里的李雪莲,《吃瓜时代的儿女们》里牛小丽,生活本身是把她们抛弃了的,是作者把她们从泥泞里重新拉出来,把她们的心事从头至尾哽哽咽咽地讲一遍。于是,文学从被生活忽略的地方生发出来了,从生活停止的地方开始了。

  以下文字整理自刘震云11月1日在《吃瓜时代的儿女们》读书会上的演讲,标题为编者所加,内容有删减。

  刘震云

我其实不是个幽默的人

  刘震云:“吃瓜”这个词是网络用语,“吃瓜”怎么跟围观和看热闹这件事联系在一起,一开始我也搞得不是特别明白,但是刚才我随着大家吃了这块瓜,我才悟出来了,那是因为吃在嘴里甜在心里。西瓜在唐朝的时候从埃及经过中东传过来的,证明从唐朝、宋朝,包括唐朝之前其实吃瓜就存在,可能唐朝之前吃的是黄瓜和香瓜,但是不影响他们吃瓜的心情,不影响他们围观和看热闹的爱好。在古代,最著名的吃瓜语言是“眼看它起高楼,眼看它宴宾客,眼看它楼塌了”。戏剧在舞台上确实现在已经没落了,但是惊心动魄的大戏搬到了生活中,有吃瓜群众,有围观和看热闹,那是证明了生活中的大戏接连不断。区别是深陷其中的可能会痛哭失声,起高楼和宴宾客的时候非常兴奋,但是楼塌的时候,一个楼接着另外一个楼,这个家族马上就没有了。吃瓜群众跟他们的心情正相反,起高楼和宴宾客的时候,围观和看热闹的群众是会厌烦的,但是楼塌的时候确实乐不可支。

  一开始不叫《吃瓜时代的儿女们》这个名字,起了好几个别的名字,出版社最终选择了《吃瓜时代的儿女们》,觉得这个标题有一些调皮、有一些幽默、有一些未知数。他们把这个“儿女们”理解成吃瓜的群众,但是看了书之后,会发现吃瓜群众并没有出现。没出现本身会是一种幽默。

  说起幽默,其实我在生活中不是一个幽默的人,而是一个非常沉闷的人。像这样的场合,包括泛泛之交,大家觉得我是一个特别和气的人、说话有意思的人,其实跟我接触比较多的人,包括家人都知道其实我是一个脾气非常暴躁的人。刚才我还跟金大姐、黎社、安总说,我的责任编辑张薇,在我出书的阶段,一天起码要挨两次我的训斥,但是这个小姑娘涵养比我好,她的回答总是“我错了”。有时候我什么都还没说,她就说“我错了”,那她到底错哪了?他们总结说张薇确实让我给培养起来了。这也是生活中的一种幽默。

  具体到文学作品中,幽默一般体现在故事的架构和人物的架构上,也就是小说的节奏上。当你的节奏已经很幽默的时候,你的语言千万不要再油嘴滑舌了,越质朴越好,它们之间会出现一个对比和映照的关系。像《吃瓜时代的儿女们》里面,结构的幽默是处于第一位的,有时候在情节和细节里也有结构的幽默。

  已经看过书的朋友肯定知道最后一章是正文,里面写了一个人物叫马忠诚,他是一个市环保局副局长。本来是个科长,当不了副局长,自己也认为这辈子就是一个科长,所以他的工作态度、人生态度和生活态度就是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。没想到缺一个副局长的时候,其他可能成为副局长的人打成了一锅粥,当这锅粥烂了的时候,锅外的马忠诚倒成了副局长。

  成为副局长之后接着又是国庆节,一家人非常高兴,说双喜临门,出去旅游。到哪旅游?去海边,在海边游泳了,滑沙了,坐了翻滚过山车了,接着吃皮皮虾的时候收到一个微信,说老家的单位让他回去值班,因为值班的人老娘去世了。所以一家人仍然在海边旅游,马忠诚一个人开车往家走,当他到了省城火车站的时候,离开车还有三个小时。路边有人劝他去洗个脚,马忠诚说不去,经过三次劝告,最后那人说了一句话:“大过节的,大哥你怎么就不听劝呢?”他一想确实,大过节双喜临门,洗个脚应该的,三个小时就洗了个脚。洗脚的过程中,洗脚的女的引诱他出现了那种事,一出这个事门开了,来了四个警察把他和另外两个洗脚的都带走了。但是没有带到派出所,带到了车站的联防大队,他说:你们不是警察,你们是联防大队,你们没有权力拘留我。他们说你不要着急,这是第一站,接着会给你送到派出所的,拘留半个月,通知你的单位,通知你的家属。马忠诚想,要通知家属事还小,如果通知单位,刚升副局长马上就被撤职就成了笑话。所以他就求他们,能不能换一种处理方式,比如就在这儿罚款把我放了,对方说你以为我们做买卖呢。接着就要送到派出所,他就抱着桌腿宁死也不走。一个联防队员说看他这个怂样,要是真给他处理了,说不定他跟上吊。他马上配合着说我一定上吊,接着就把他钱包里的钱全部当罚款交了。

  当他又来到车站的时候就想,是洗脚屋害了我,也是我害了洗脚屋的人,我要是不洗脚,那两个女士也不会被弄到联防大队去,说不定她们也被罚款了,要不然就转送派出所了。他就又到了洗脚屋,扒着墙角往里看,发现洗脚屋还在开着,刚被罚款处理过,怎么还敢开呢?他觉得这里面有蹊跷,又碰到了到广场叫他洗脚的人,他就追上这个人,说我给你300块钱,你告诉我一句话,这是不是个圈套。那个人接了钱,告诉他这叫“钓鱼执法”。马忠诚想:这事情太荒诞了,事情荒诞不叫荒诞,但是把荒诞当事情做,当工作做就叫荒诞。话又说回来,要感谢荒诞,如果他们真是秉公执法,我现在已经在拘留所了,接着就身败名裂和家败人亡了,恰恰是他们钓鱼执法,所以才把我给放出来了。接着他又想,联防队员拿这些罚款干什么用?拿回家过日子,老婆拿着钱到街上去买切面,真要感谢联防队员的老婆和他们家的切面,先给了洗脚屋的活路,又给了我马忠诚的活路。接着那个地方又有一个人过来,“大哥去洗个脚”,他说这次我打死也不去了,人家又说,“大过节的怎么就不听劝呢”,他说我告诉你一句话你就不劝我了——“我在老家也是开洗脚屋的”。这个事情本身和事情本身荒谬的道理是要感谢荒诞,这个是幽默产生的基础。

  《吃瓜时代的儿女们》,刘震云著,长江文艺出版社2017年11月

现实是判断一个事情犯没犯法,而文学触及的是人性和灵魂

  昨天有一些记者朋友提出,“这个小说里写到了贪官,写到了省长,写到了腐败,但是从作品里看这些人,和我们从电视上和新闻媒体上看到的贪官是不一样的,你写得特别人性甚至特别感人,是不是跟生活中的贪官不是一回事?”

  如果犯罪了应该进监狱,但是到文学作品中就是一个人物。而且在生活中,贪官也不是都面目狰狞,有时候反倒是谦谦君子,温良恭俭让。贪腐的过程绝对不是痛苦的。权钱交易、权色交易已经让这个人非常愉快,他们之间的关系也不都是过河拆桥和落井下石,有时候还是肝胆相照和生死相托。现实是判断一个事物的性质是不是犯法了,而文学触及的是人性和人的灵魂。

  书里面曾经写到当这个副省长李安邦腹背受敌、走投无路的时候,他特别想找一个人。但是从政30多年,他在生活中除了政敌没有朋友。他就拿起自己的手机翻通信录,翻了122个人,他觉得跟这些人聊天行、吃饭行、开玩笑行,但是商量事都不行。这个时候他想起了毛主席一句话:“国有疑难可问谁?”翻到第123个人,一个房地产的开发商叫赵平凡,他突然觉得这个人可以跟他商量。为什么呢?因为他跟这个赵平凡有过权钱交易,可以把这个话告诉他。另外赵平凡已经从房地产的江湖退出来了,退出了是非之地可以商量是非。还有,赵平凡退出江湖之后,长江发大水、希望小学他总是捐款,他知道这个人知道用钱洗地,他觉得这个人一定有远见。两个人商量的地点就在街头一个江湖的小饭馆,而且老板娘和省长已经很熟了,省长特别爱带着自己的部下包括朋友到这种小餐馆吃饭。老板娘很亲热,“当省长不容易,凌晨两点才过来吃饭”,李安邦就说“我到两点就一天,你不天天熬到现在吗”,老板娘说“听说江边冲路,不知道会不会冲到这里,我半个月没睡着”,李安邦知道,省城准备在江边打造一个江边公园,夜里把灯光开开,要胜过美国曼哈顿,说“这个事还没有定,万一冲路冲到你们家,我给你找一个更好的地方,不是为了你的饭馆,你饭馆没了我到哪儿去吃饭呢”。接着在一个角落就跟赵平凡把他腹部受敌前前后后都讲了,赵平凡说你这个事情没法结果,接着又说我无法解决但有一个人可以帮你出出主意。谁呢?一个易经大师。李安邦说那些神神鬼鬼的话怎么能信呢。

  “他真帮许多人出过主意而且管用,比如说去年就帮过我。”

  “帮你什么呢?”

  “去年我在生意上得罪了一个不该得罪的人,他帮我出了一个主意我就退出江湖了,要不现在我肯定在监狱里”。

  也是病急乱投医,两个人找到易经大师,他也是色彩学大师,用色彩学把整个世界解释了一遍,李安邦一句没听懂,只是说你帮我出个什么主意,让我把目前的境况解决了。这个易经大师说,你这只有一个主意,但是比较缺德。旁边赵平凡说大师放心,绝对不会亏待你。“不是这个意思”,最后大师把这个主意说了,是一个特别荒诞的主意:“你一定要找到一个处女。”

  最后阴差阳错,这个事解决了,李安邦要调到另外一个省当省长,前一天他说我一定要去一趟山区跟人民告别一下,去看一看那里的希望小学。大家问他为什么,他说做公益这件事在省里还容易,越到下面越难,因为希望小学属于公益,县里面市里面都是托钵求人,临走的时候我也跟他们告别一下。唯有对赵平凡他说了实话,因为那个姑娘是山区的。赵平凡马上说首长有情有义,我马上再捐两所希望小学。这个人最后跟希望小学的联系是幽默的。

  还有,昨天记者朋友提出来,说这个小说里面有几处现实的影子,比如说洗脚屋、“微笑哥”跟“表哥”。其实这些现实中的影子在作品中用不用无所谓,这些细节只是在作品里起细节的作用,换一个细节不伤大雅也不伤大碍,不是结构和主体的关系。但是因为现实中发生这些事,包括李安邦儿子的车祸案,太幽默了,我就顺手牵羊用了。这些“羊”大家都熟悉,会增加小说的真实感。里面有一个县的公路局长杨开拓,正参加外甥婚礼的时候,县长打电话骂了他一顿。他说县长有话就说,怎么骂人呢。县长说你知道彩虹三桥中间断裂了,掉下去几辆车死了20个人吗。他酒一下子醒了,因为主体责任是他,他就慌不择路开车到了大桥边上,大桥正在冒烟,他被吓傻了。人被吓傻有两种表现,一种是笑,还有一种是哭,当吓到深度惧怕的时候一定不是哭,是笑。

  为什么吃瓜时代一定跟互联网、微博和微信朋友圈有关系,是因为吃瓜群众突然经过技术平台给放大了。如果没有互联网的话,没有微博微信朋友圈的话,他可能笑一下没有人知道,但是现在被一个手机拍到了,接着就传到了网上,成了各个网站的头条。县公路局长在事故现场,死了20多个同胞你为什么这么开心?互联网把一个傻笑变成了开心。接着就开始有人肉搜索,手腕上戴的手表,值20多万,接着又搜出各种活动的场合,把表放一起值200多万。一个县公路局长的工资每个月4000多块钱,哪怕在娘肚子里再工作30年也凑不到200多万。所以他成了“微笑哥”、“表哥”,表牵出来贪腐,又牵出来省长李安邦。

  但是这个事情仅仅是开始,接着大家又搜索又判定这个桥为什么塌陷?因为有辆拉满了烟花爆竹的卡车路过这个桥,如果一车的烟花爆竹质量好的话,就顺利通过了,因为劣质,所以到桥中间爆炸了,接着燃着主油箱,成了一车的TNT。大家又搜哪个厂商生产的烟花爆竹,大家开始给烟花爆竹厂在网上送锦旗,包括打赏,锦旗送给谁,送给劣质。这是真正幽默和荒诞的背后的道理。

  电影《一九四二》剧照

个人的选择可能比群体的选择更艰难,尤其面对生死时

  还有,昨天有朋友提出来,这个小说里有一些性的描写,比我以前的作品多出了那么几行,为什么?如果这个性描写是作者在写,我觉得一句话都多,仅仅因为这里面写到了两个从事这种行业的女性,写一下她们如何开展工作,这是正常的,而且没有离开这个洗脚屋。我昨天又粗略统计了一下,书里的这些描写只有两处,比起所有古今中外的名著都微不足道。

  还有更幽默的时候,一个事情你只写它幽默,只写它背后荒诞的道理还是第一层,第二层有时候是荒诞背后的追问,这是非常重要的,现实中的细节引用反而是不重要的。我写《温故1942》的时候,作品里用的全是真实的历史资料。1942年因为一场旱灾饿死了300万多人,这个不是我写作的初衷和目的。更重要的一个问题摆在灾民面前,当你快饿死的时候,日本军队给你发放军粮,你到底该吃还是不该吃?个人的选择有时候比群体的选择更艰难,特别是面对生死的时候。

  曹雪芹写《红楼梦》之后,和绅拿给乾隆皇帝看,乾隆说此乃明珠之家事也。是不是明珠家的事不重要,到了《红楼梦》里面成了一块石头跟一株草的故事。贾宝玉是衔石而生,林黛玉是一株草,草要干枯了,这块石头路过的时候浇了点水,然后这个草就活了,接着这个草给石头说了一句话——我们日常生活中,有人对我好我肯定说下辈子做牛做马报答你——草说的是下辈子我用眼泪来报答你。所以《红楼梦》跟明珠家的事的极大区别是,曹雪芹通过一个小女子用泪眼来看这个世界,所以开篇是“满纸荒唐言,一把辛酸泪”,这就是文学跟生活之间的区别。

  这本书的印数,开印90万,好像在中国的图书市场上还不是特别多见,30年前我的书也就印3000。印数重要不重要?重要,因为它说明读者对你的承认,但是这个承认针对的是以前的你,是根据你以前的书来买你现在的书,比印数更重要的是你是不是把现在的这本书给写好了,如果没写好的话,印数越多越是个骗子。

  最后我想说一下,昨天《南方周末》提过一个问题,“你目前处于什么样的写作状态?”其实我的写作状态是刚刚开始的状态,是初学者的状态。我说这个话不是虚伪,对于一个作者而言,最重要的是下一部作品跟上一部作品写得不一样。上一部写的是一个告状的妇女、是一个主人公,这次写的是四个主人公;上次写的是紧密联系的事,这次是八竿子打不着的事,穿越大半个中国又给打着了。

  另外,写《吃瓜时代的儿女们》对我最大的挑战是语言。好多人说我的语言特别有风格,闭着眼睛听也能知道是刘震云的作品,而且文字特别简洁。其实文字简洁是不用形容词,文字简洁并不重要,简洁的语言如果只是简洁和简陋,这个简洁确实没有什么用。简洁的语言里又出现了比复杂还复杂的意蕴,这就证明你的语言到达了一个有心得的阶段。

  有一句话叫“得失寸心知”,这本书写了四个人,农村的姑娘、省长、县公路局局长、市环保局副局长。当你写农村姑娘的时候,她的对话、她的行为方式、她的思维方式,作者的叙述语言要成为村里的语言;到了省长,马上就变得特别有政治环境、社会环境;县里面的官员又是县里生活的语言和政治的语言,市里是市里生活的语言和政治的语言,有这样四种语言的拿捏。初学写作者最大的好处,是给写作以极大的信心。

【责任编辑:李可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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